在芝加哥大學附近，一名18歲的非裔年輕人開著偷來的車，搶劫并槍殺了一名24歲的中國留學生。事后，他變賣了后者的筆記本電腦和iPhone手機，換取了100美元。這筆錢的一部分被用于支付他在Subway(賽百味)餐廳的賬單。
這位非裔男子名叫Alton Spann，來自伊利諾伊州東北部的庫克縣，平日與母親、繼父居住在一起。Spann是一名“慣犯”，案發(fā)時他正處于假釋中，并有重傷他人、搶劫車輛以及逃避警察執(zhí)法等多項犯罪記錄。
查閱資料時，我看到了Spann和遇害者鄭少雄的照片。Spann的照片來自芝加哥警察局，應該是被捕后在警局拍攝的。照片中，Spann穿著黑色帽衫，頭發(fā)短而齊整，左眉上方文著一串字母——“Morcha”——該詞源于印度，意指“反政府示威”。鏡頭前的他，眉毛耷拉，一雙空洞的眼睛平視前方，結實的軀干仿佛一具空殼。
鄭少雄的照片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照片中，鄭少雄穿一套合體的藍色西裝、白色襯衣，系著藍色花紋領帶，眼眸里閃爍著明亮的光芒，自信而堅定。
如今，光芒驟滅。一場看似偶然的相遇帶來了致命的結局——兩個年輕人，一個面臨重罪，一個永辭人世。
從媒體的角度，我們常常需要宏觀的視角，除了看到個體的“惡”，也會去分析這些“惡”的形成和惡化的背景，去看待偶然性背后的某種必然性，去探討未來規(guī)避悲傷再次發(fā)生的路徑。比如在這個案例里，是什么讓剛剛成年的Spann走上了這條路？當然，有社會大環(huán)境的影響，比如機會的不均等、發(fā)展的不平衡和疫情帶來的貧富差距拉大等等。這也是為什么槍擊案后，社區(qū)會因解決安全問題的方案產(chǎn)生分歧，比如究竟應該增派警員，還是應該將更多的資金和資源投入落后的社區(qū)，投入教育、醫(yī)療和住房等社會項目。這種分析可以讓我們視域更廣，更加理性，卻也讓疼痛更為持久，因為明白了傷害的隨機性可能依然存在。
缺少調(diào)查，我無法準確拆解Spann步入歧途的原因。但思考這一問題的過程，讓我想到了最近看過的一部英國紀錄片《Life After Prison（獄后人生）》。一位剛被釋放的年輕人對著鏡頭講述當下面臨的人生選擇：“我沒有錢，沒有工作，要等兩三個星期才能拿到求職經(jīng)費”；但另一邊，“捷徑”就擺在眼前，“我只要在WhatsApp上發(fā)送一條消息，就可以得到一輛車，開始販賣毒品，每晚賺150英鎊?！?/p>
那位從監(jiān)獄“幾進幾出”的年輕人十分坦誠，“我永遠不會回過頭說，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之類的。不會，這都是胡扯……我完全了解什么是對什么是錯。但我做了那些選擇。”不幸的是，更多的人會成為這些選擇的受害者。
采訪過程中，一位芝大本科生家長轉(zhuǎn)給我一份電子文件，名為“來自芝大家庭的愛的寄語”。文件里是數(shù)百名芝大學生家長寫給鄭少雄母親的寄語，有英文有中文。“Death leaves a heartache no one can heal, love leaves a memory no one can steal.（死亡留下了無法治愈的心痛，愛留下了無法竊取的記憶。）”一位名叫Kenny的家長寫道。這些愛與支持讓人動容，只是不知需要多少人贈予的“關懷”、“祈禱”、“愛”和“力量”才能托住一位母親喪子的苦楚。
《Life After Prison》還跟拍了一位剛剛刑滿釋放的老人。19歲，他因為謀殺罪入獄，獲刑32年。老人在鏡頭前含淚講述著自己對“如何走到那一步”的反思，以及余生“不得不帶著那個污點”的悔恨。這時，屏幕上的一行彈幕緩緩飄過，“謀殺犯能說出自己的故事，被害者連說的機會都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