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鳥死在干涸的河床 （本刊記者 孟依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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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長江中游一條靜緩的支流旁，離洞庭湖近。傍著江河湖泊長大的人，或許都有對洪水的記憶。我小時對洪水的懵懂恐懼，來自1996年、1998年的兩場洪水。我的姑爺爺是漁民，自己家離江和堤壩幾十米遠。汛期的晚上，爸爸和周邊叔叔們整晚都要在堤壩防洪，我在家里天臺看的時候，望著夜里堤壩隔十幾米一個帳篷、一串燈，是電燈泡在帳篷里閃爍。
汛期來臨之前，小孩們瘋跑、去堤上玩，等災情嚴重到直升機降落至附近高中操場轉運物資時，我們一群小孩跟著大人們?yōu)蹉鬄蹉蟮嘏苋タ?，有時人群里一聲“倒垸啦”，我們又跟著街上的人們?yōu)蹉鬄蹉蟮嘏芑厝?。我的童年回憶里總有一種超出我能理解的平靜和廣闊，我想是由土地和江流帶來的，土地的沉默不在于寂靜，而在于它廣袤得能吞下一切喧騰。
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夏天，我因為工作分別到安徽桐城、湖南寧鄉(xiāng)、山東壽光采訪，這三場洪水對應著厄爾尼諾及暴雨、山洪山體滑坡、黃河洪峰過境的成因。在這些地方，我總會在一天結束之前，重新驚異于這里土地和天空的平靜，尤其在黃昏時候，霞光燦爛得無情。
而那些災難，總是在每一年夏天被換了口音和地點重復講述：宅基地上的自建房如何花去半生積蓄，農(nóng)田對應的幾組數(shù)字如何具體影響全家生活，洪水中遇難的親人生前如何辛勞而良善。在城市生活，人們也許會忘記自然的兇險，而農(nóng)村依然以袒露的土壤保留著人與自然的和融，恩典始終與危險相伴。2017年寧鄉(xiāng)山洪，我隨《財新》記者從鎮(zhèn)上搭摩的拐進一個很偏僻的山村。在被山泥灌穿的樓屋前，失去妻女的男人接受采訪，沒有眼淚，神情木然，問什么答什么，不說時沉默。那樣的沉默不可能忘，而在這樣的災難中，他們總是沉默者。
關于怎么報道鄱陽湖，我和同事孟依依也討論了幾輪。尤其是自2009年開啟建閘討論以來，鄱陽湖成了各方輿論交鋒的漩渦，相關報道已經(jīng)非常多。我們請教了前輩劉伊曼，她告訴我們一句話：鄱陽湖不只是鄱陽湖，它的問題是整個長江的問題，關系著大半個中國。
我們想，在復雜現(xiàn)實面前，就是需要各方參與、不斷討論、形成共識。而作為媒體，我們也在努力完成這樣的部分，我們這期報道只是提供關于鄱陽湖的另一種視角，有關總是失語的湖區(qū)人們、人類以外的其他生物。
在2020年夏天和2021年春天，孟依依兩次到鄱陽縣，看到洪水過后仍浸泡在渾濁泥水中的村子，以及顆粒無收后的農(nóng)民。今年我們再次見到農(nóng)民余大哥，他說：“上次見還是因為洪水噻?！彼浅Ｓ芯珰馍?，我總覺得那是土地給他的生命力。
在長江大保護的背景下，2020年長江開啟十年禁漁，漁民數(shù)歸零。在鄱陽湖，張丁元成了其中一個零，在洞庭湖，我的姑爺爺也成了其中一個零。今年10月再去廬山落星墩，我見到6年前采訪的漁民張丁元時，他不再有自己的船，不再打魚，甚至寧愿買魚都不愿釣魚。我們當然能夠理解，在整個漁業(yè)資源遭破壞和長江大保護的前提下，長江十年禁漁的出發(fā)點和合理性，但是落到個體身上，如果一個漁民不再打魚，那他是誰呢？
江西原副省長胡振鵬是鄱陽湖建閘爭議中的焦點人物。多年前，我聽過性格溫厚的前輩對他的描述，“他自己就是個學水利出身的?！钡绻床磺迦?，可以再走近一點。我和孟依依采訪胡振鵬的9個小時，也是了解他的過程。我們在主稿之外，也展示了與他的對話。除了江西對鄱陽湖的定位等內(nèi)容，也是希望能呈現(xiàn)一個人對自然的理念怎樣形成，是如何受到他成長環(huán)境和求學經(jīng)歷的影響。
走哪一條路都會有代價，無論是為生態(tài)而限制工業(yè)，還是為發(fā)展而忽視生態(tài)，無論主動與否，我們所有人都會承受這個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