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提供/圖）
和記者去貴州小城調(diào)查溺亡案，與一對父女跟團到莫斯科旅游，在廣州城中村附近尋找蕭紅的墓碑，在新加坡的植物園里遇見追尋父親故事的兒子……在新小說集《月球》里，郭爽讓角色們到各地漫游，而在現(xiàn)實中，這本書的寫作伴隨著她的遷徙、家人的離世和疫情的暴發(fā)。
2022年11月，郭爽憑借《月球》第二次入圍寶珀理想國文學獎決選名單。這是她出版的第三本書，也是她的第二本小說集?！啊对虑颉返臄⑹驴臻g是多維的、流動的，人物往往不在‘此處’，也不拘囿于一地，而是在不同的空間之間來回穿梭，時間亦隨之壓縮、扭轉、變形。”南開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教授曹霞評價。
大學畢業(yè)后，郭爽做了十年的記者和編輯，曾供職于《新快報》和《南方都市報》。剛進入新聞行業(yè)時，她去的是突發(fā)新聞部，經(jīng)常在清晨接到新聞爆料電話就往事發(fā)地趕。她消化著廣州城里的各種社會新聞，把沖擊力很強的畫面轉化成“讀者可以接受的信息”?！叭チ税赴l(fā)現(xiàn)場，有時一無所獲，有時拿到點東西回去寫，最后被主任壓縮成一條幾百字的消息?！睒I(yè)余時，她用筆名“米亞”發(fā)表虛構的小故事，描摹那些她在跑新聞時和日常生活中觀察到的廣州小市民，這些故事集結成《親愛的米亞——在廣州遇到的七十九個故事》一書出版。
十年里，她用本名寫新聞，用筆名寫小說?！昂芘聞e人在我面前看自己寫的故事，會覺得很不好意思?！彼f，筆名“米亞”代表了一個脆弱和害羞的自己。
2016年郭爽從報社辭職，成為一名專職的小說寫作者。第二年她的作品《拱豬》獲得臺灣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首獎。她從“米亞”這一掩體中走出來，以本名郭爽面對讀者。漸漸地，她有了更多的約稿，開始接受越來越多的媒體采訪。在播客和視頻里，郭爽聲音溫和、平穩(wěn)，講述自己如何從新聞工作者轉向全職作家，如何在虛構故事中處理個人經(jīng)驗。
30歲之前，她一直朝著遠離家鄉(xiāng)的方向奔跑。從17歲離開貴州到廈門讀書，之后在廣州安家立業(yè)，郭爽覺得自己就像陀螺一樣高速旋轉著往前走。在經(jīng)歷媒體行業(yè)的劇變后，又被迫停下，去反思自己曾經(jīng)陷入的集體話語，回望童年時代的山野、小城和家庭。她試圖在虛構的世界里打撈這些碎片，彌合個體的痛苦和喜悅。
2022年10月，郭爽接受寶珀理想國文學獎的作者專訪時，說自己的前兩本書都比較多地在寫想象的別人的故事，到了《月球》她開始不再繞開回答“我是誰”的問題?！啊沂钦l’不是簡單的身份證上我是‘郭爽’，而是一種認知的能力，你能夠認識自己到什么程度。”
寫完《月球》后，郭爽感到她局部地完成了自己?！拔铱梢曰氐嚼霞业姆块g，邀請年少的我去銀河邊了。我們握手，她會觸摸到我手上為鑿木造船而長出的繭?！痹谛≌f中，這艘船將駛向月球。
以下是郭爽的自述：
“虛構的能量能給故事帶來什么”
2019年底，我爸生病住院，之后新冠疫情暴發(fā)，我開始寫小說《挪威槭》。他被困在病房里陷入昏迷，而我也被困在家里。我就想和他再去旅游一次吧，就寫下了一對父女的俄羅斯之旅。因為有疫情，我的活動范圍非常有限，每天只能在醫(yī)院病房和核磁共振室這兩點間移動，被迫熟悉了醫(yī)院的每一棟樓、每一臺檢查的機器，以及父親的每一根手指。雖然被迫保持靜止，但人不可能停止運動，思維的運動、情感的運動也是運動，你還是在帶著這些東西往前走。這些事情雖然折磨人，但好像因為我在寫作，所以也留下了一些東西。
《月球》這本書有三分之二是在疫情的影響下寫出的。最先寫出的是《月球》，接著是《消失的巨人》和《離蕭紅八百米》。
2020年夏天，那時我已經(jīng)從廣州搬到了上海。我在廣州住了14年，根本沒有想過有一天會搬離，也沒想過之后會在上海待多久，一切都是這么臨時。離開珠三角時，我突然意識到有些東西落幕了，可能是個體的，也可能是時代的。那個夏天我寫了小說《換日線》，這篇是一個分界點，這個故事是以香港為背景寫的。我當時覺得一切都摧枯拉朽又轉瞬即逝，如果不趕緊寫下來那種感情我自己都會忘掉。
我第一次去香港是2005年，去做采訪，那時候還不會講粵語。我在賓館發(fā)傳真時只能講英語。香港和廣州都是有熱帶叢林感的城市，但廣州對我來說更平民，它有那種更傳統(tǒng)的宗族的力量。那時兩座城市都有很強的動能，互相影響又非常深，沒什么界限的感覺。第二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決選的時候（2019年）我和梁文道聊天，他知道我在廣州是做報紙的，他對廣州的媒體非常熟悉。我隨口說我很愛看香港的一個雜志叫《飲食男女》，他說他也很喜歡，然后兩人感慨說，這么好看的雜志怎么?？?。那時廣州的報攤上都賣香港的雜志，我確實每個星期都買。
對我來說香港是一種文化上的奇觀，它異域的味道很重，但如果放在一個比較大的城市圈里，對比曼谷、福岡這些城市，香港又是非常中國的。它把20世紀的很多東西積淀下來，從六七十年代之后以流行文化的載體成為一種我們習慣的存在，之后又像一場海市蜃樓。城市也是一個有生命體的存在，似乎它在經(jīng)歷某種疼痛，但又好像幻燈片一樣，迅速拉過了在你生命中的那些閃光時刻。
2015年2月，在德國柏林友人家，我意外戴上苗族頭飾（受訪者提供/圖）
《換日線》寫兩個女孩的自我成長，她們在社會里遭遇了種種好的和不好的事情，你把她們放在一種短暫輝煌又迅速泯滅的文化中去看，這和她們的青春一樣，一去不回。我寫的時候有一種痛切感。但這兩個角色又長出了很頑強的生命力，無論如何都要走下去，把一切路過的、影響了她們的人生的風景又甩開了。這種感覺蠻好的。
今年我寫了一個電影劇本，名字叫《草木人間》。如果順利的話看明年能不能上映。導演顧曉剛之前是做紀錄片出身的，所以他一直對虛構這件事有很多疑問。然后有一天我寫了一場一個母親和她的閨蜜之間的戲。他說我現(xiàn)在知道虛構是什么了，虛構就是讓沒有的人活過來。
虛構的能量到底能給故事帶來什么？最核心的那個東西是人物真的開始有了生命，他們開始自說自話，有自己的動作、自己的情緒。你不知道他們會做出什么，會去到哪里。似乎什么都有可能發(fā)生，什么都有可能成立。我記得我寫完第一篇小說的最后一個句子時又高興又難過，覺得自己擁有了另一個世界。這種高興和難過是我在其他事情上體會不到的。
上半年我在上海又經(jīng)歷了一輪疫情。那段時間因為劇本后期要做一些修改，我每天都要花一些時間跟劇組的人在線上討論。其實這個也幫了我，讓我沒有被疫情牽引太多的注意力。為了讓自己保持活力，我一邊干這個活的時候一邊也寫了個小說，小說的標題是《游百病》。這是我們家那邊的一個習俗。在五六月份很多植被已經(jīng)長得郁郁蔥蔥了，蟲害也開始出來了，所以到端午時會有很多草藥交易會，會擺成很大的集市。人們也會在那天去健步走，一邊走一邊買草藥，用草藥熬水洗澡，或者有一些是拿來吃，祛病防災。
小說寫的是一對天生異稟的雙胞胎兄妹，他們被別人說是“有病”。然后他們發(fā)明了一個游戲，就是躲到樹上不下來，以此來抵抗這個世界。后來有一天哥哥發(fā)現(xiàn)妹妹開始有了另一種“病”，他覺得很孤獨，知道即使他們倆一直相互陪伴，但人終究要一個人去面對這些。等兄妹倆再大一點后意識到自己可能不是真正“有病”的人，他們就想到了古老的儀式，決定去參加“游百病”。
當時寫這個小說，可能是因為覺得人是不能一直待在屋子里的。確實上海在這次疫情之后有很多人生病，不單單是身體上的，還有精神和心理的。但人也得去找辦法，找一些古老的智慧，不能讓越來越機械的生活剝奪人的靈光。
2015年2月，在德國法蘭克福“歌德之家”留影（受訪者提供/圖）
紙媒劇變與歐洲難民危機，站在某個時代的尾聲
在真正開始獨立寫作之前，我有十年的時間都在報業(yè)。我2005年從廈門大學畢業(yè)，然后通過校招進了《羊城晚報》，被分到《新快報》做記者。當時有一個培訓環(huán)節(jié)叫輪崗，我去的第一個部門是突發(fā)新聞部，負責報道廣州城里發(fā)生的很多意外事故?，F(xiàn)在回想起來，從我開始輪崗到后來做記者的很長時間里，我最忘不掉的反而是一開始在突發(fā)新聞部的那些采訪。
那時候經(jīng)常早上五六點接到同事的電話，說哪里有一個案子。然后馬上就跳起來，臉也不洗就往現(xiàn)場趕。運氣好的時候警察還沒有拉警戒線，目擊者還沒有被清場，你可以進到離現(xiàn)場非常近的地方，拿到非常多的“料”。如果遇上堵車之類的，你到的時候已經(jīng)進不去了，也非常難知道發(fā)生了什么。
還有一種情況是受傷的人沒有去世，但被送到了醫(yī)院。嫌疑人已經(jīng)被羈押，傷者的家屬會有各種說辭，想利用記者，也想左右警方。這時你會見到人性的很多很復雜的方面。但那時候我又剛當記者，沒有做好見到這些的心理準備。這可能就是廣州給我的當頭棒擊。你剛到這個城市，還處在一個掙扎求存的階段時就要去和這些事情打交道。然后還要拿出你的專業(yè)性來，把這些東西過濾為讀者可以接受的信息。
我到現(xiàn)在還記得經(jīng)常跟我跑現(xiàn)場的一個記者，他是從部隊轉業(yè)的。當時媒體很景氣，各路英豪匯聚，你可以在報社遇見各種出身的人。我們有一次去楊箕，越秀區(qū)的一個城中村。那次的案子發(fā)生在傍晚。我們到的時候從廣州大道進村的通道都被封了，人非常多，城中村本來就人員混雜，根本進不去。
我們從那里回來之后就說今天沒“料”，突發(fā)新聞部的主任就讓我們?nèi)ニ?。?jīng)常是這樣，我們?nèi)チ税赴l(fā)現(xiàn)場后有時一無所獲，有時拿到點東西回去寫，最后被主任壓縮成一條幾百字的消息。主任那時也還是個單身漢，就會叫上我們?nèi)ニ页燥?，大家一起燒菜。他當時住在天河東路的一個老舊小區(qū)，從客廳的窗戶望出去是一條很寬的主干道。我們幾個記者就在他家做飯、吃飯。那天，那位當過兵的同事買了條魚，他很耐心地洗那條魚，然后煎，魚很好吃。我到現(xiàn)在還記得那種氛圍，就好像你忙活了一天，這個城市里發(fā)生了這么多你知道或不知道的攸關生死的事情，但這一天結束后不管你的活干得怎么樣，你還是要回到你住的地方去燒一頓飯，去跟你最接近的幾個人一起把飯吃下去。
所以你說在媒體的那種生活真的只是去采訪一個人嗎？至少對我來說不是的。那是一些具體的生命，以及公共空間、城市、國家這些所有大的小的攪和在一起。然后在20歲出頭時你很想要知道自己以后會去到哪里。這些種種混雜在千禧年后的廣州。
劇烈的變動發(fā)生在2013年，我身邊開始有很多人離開，離開這個行業(yè)，也有的離開廣州。似乎大家都覺得信號不能再明顯了，你得趕緊走。你能感覺到整個公共的場域在急劇變化，你做的事情以后可能變得一文不值了，你以前做了十幾年，你相信的東西沒有了，該怎么辦？
大概在2014年底，我有一個蠻好的機會，是去香港一個做社會創(chuàng)新的組織。錄取我的是一位我很尊敬的女士，我們聊得很好。但她后來說你這次要考慮好了，可能你得再花一個10年的時間來做一個全新的領域，這個真的是你想做的嗎？
她這樣一問我就有點懵了，我之前沒想過這么大的東西，就覺得是換一份工作。但這個工作是不是真的是我非做不可的事情？如果不是的話是什么？我從九龍坐直通車回廣州的路上一直在想這個事情。第二天我就給前輩發(fā)郵件感謝她，也說如果有我最想做的事的話可能是寫作。在說這個話之前我好像從來沒跟誰說過我想寫作，但一句話說了出來好像就明白了什么。我就開始找有什么辦法能讓我嘗試寫點東西。
我在2015年申請了一個基金會的項目。主辦方?jīng)]有特別具體的要求，只要你去德國實地采訪并且做與德國文化相關的內(nèi)容就可以了。我當時提交的報告主題叫“解鎖格林童話——一個中國‘80后’女孩的尋找”。后來經(jīng)過曲折的過程，項目的成果變成了《我愿意學習發(fā)抖》這本書。
書的腰封上引用了但丁的一句話：“在人生的中途，我發(fā)現(xiàn)我已經(jīng)迷失了正路，走進一座幽暗的森林?！蔽覀儠f父輩是集體主義的一代，但我常常反思“80后”一代也很容易陷入一種集體話語。如果沒有整個傳統(tǒng)媒體的斷裂，我可能還會被一種大的信念或者說抱負裹挾，你似乎確實能改變民生，甚至是改變法律。你會覺得這個東西是有用的，是正確的?？墒乾F(xiàn)實也會讓你去問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很多時候你發(fā)現(xiàn)自己是懷疑的。在這種懷疑之下獨立思考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2015年2月，在慕尼黑的國際青少年圖書館（Internationale Jugendbibliothek），該館是目前全球范圍內(nèi)青少年文學館藏最為豐富的圖書館，我到達前工作人員已根據(jù)我的申請為我準備了二十余本相關書籍，對寫《 我愿意學習發(fā)抖》這本書幫助很大（受訪者提供/圖）
這時候我第一個想寫的東西和童年的自己有關。我有點迷失了，想找到那個還不知道那么多的自己對話。跟德國有關的顯然是《格林童話》，我在小時候讀了很多遍，關于遠方、關于古老的故事、關于善與惡這些母題，這本書激發(fā)了我的很多想象。在德國做調(diào)研時我想了很多辦法，有些很可笑。我做了一個轉盤，在上面寫了10個中國神話故事，在法蘭克福的街頭擺攤，希望有人來跟我交換故事。大部分嘗試都不怎么成功。
后來很意外地，在德國中部的一個小鎮(zhèn)上遇到一位比我大十幾歲的女性，她把自家的老宅改造成了一間民宿。我當時根本沒有想要采訪她，只是像日常交往一樣。但當我第二次去德國和她聯(lián)系時，得知她離婚了。這對我的沖擊很大，就像一個很親近的朋友告訴你其實我們上次見面的時候我不好，現(xiàn)在我可以告訴你不好的原因是什么了。我回憶起我們當時在小鎮(zhèn)上呆的那幾天，她對我的照顧以及我們之間的交流，完全不是采訪者與受訪者的關系，而更像是朋友的閑聊。她告訴我她最喜歡的格林童話是《幸運的漢斯》，這個故事是講一個人失去了所有，但他仍然覺得自己很幸運。知道了她的人生后我才明白為什么這個童話可以安慰到她。我用了兩天的時間把這位女士的故事寫了出來，當時沒有想什么，只是覺得我要為她寫這個故事而已。寫出來后就像開了一道鎖，一下就解開了。
我先后去了三次德國，分別在2015年的春節(jié)后和國慶后，以及2017年。我記得我第二次到那里時第一批難民已經(jīng)抵達了慕尼黑，但整個社會還有能量去容納沖突。等到我兩年后再去時已經(jīng)完全不一樣了，右翼也好，難民問題也好，歐洲內(nèi)部的很多問題導致民粹抬頭，地緣政治越來越激烈。不單單是對難民，也對許多有色人種都不太友好。那時我確實也像看到了某個時代的尾聲。
《我愿意學習發(fā)抖》這本書很特殊，它不是說你發(fā)現(xiàn)一個重大的社會事件，然后拼命去采訪，去掘地三尺寫出來。它只能發(fā)生在既傳統(tǒng)又現(xiàn)代的人際關系里，你和書里的人物都知道一些童話，都相信一些情感體驗。在德國時我像磁鐵一樣吸住那些人，寫下他們帶給我的東西，我一直覺得這本書對我來說很珍貴。
1992年，我和爸爸在陽臺上，我們住四樓，山和樹，鳥和昆蟲盡在咫尺。在貴州，“開門見山”不是比喻，是寫實（受訪者提供/圖）
“我特別想和沈從文聊天”
在2016年7月我提出了辭職，開始待在家里寫作。也許是德國之行給了我勇氣，我發(fā)現(xiàn)原來我挺好的，這像一個無形的松綁，你會重新看待自己在做的事情的價值，以及如何更勇敢地去面對自己應有的價值。當時很多朋友和同事為我操心，也讓我去做一些零碎的活兒。現(xiàn)在回頭想，沒有人把我要寫小說這件事當真，畢竟報社里太多人是作家了，都出過書，沒有誰辭職是為了去寫小說。那一年我寫完了《拱豬》，投給了臺灣的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結果中獎了，非常意外。后來就有了一些約稿，以及出書的機會，好像也就堅持下來了。
最初的《拱豬》是一個很短的故事，只有一個小城女孩和她的媽媽，后來我加了另外一條線，是女孩去應援打call時認識的另一個階層的女孩，這像是她伸向外界的枝條。一個少女想要掙脫她成長的環(huán)境，想要去看外面的世界。雖然故事的結尾是開放式的，但你知道她不一樣了，她只是暫時被媽媽又拉住了，然而她一定會走的。我記得當時寫的時候挺開心的，甚至根本沒想過這個能不能寫小說，就覺得能把自己的體驗寫進去了。因為我確實也看過不少選秀節(jié)目，也在論壇里混過，雖然沒到去應援的地步，但對那些東西很了解。
貴陽花溪河，“高原明珠”。成年前我在這里度過了大部分的夏天（受訪者提供/圖）
小說其實反映的是作者的精神構造。不管作者是怎樣的風格，寫怎樣的題材，它呈現(xiàn)的是寫作者腦子里在想什么。我們都玩過殺人游戲，游戲中每個人都有可能拿到法官牌、殺手牌、平民牌。從“天黑請閉眼”到“天亮請睜眼”之間有一些事情發(fā)生了。在現(xiàn)實生活中，大部分人手里拿到的都只是一張平民牌，在游戲結束之前都看不到全局，所謂真相大白之后你得到的也只是一個局部的事實。但如果你是一個最先被“殺死”的平民，你就可以跳脫出來，看得甚至比法官更清楚。在這局游戲結束之前天還要黑很多次，但對你來說已經(jīng)永遠沒有天黑了。這可以用來理解很多時候發(fā)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一旦你經(jīng)歷了某種身份的斷裂，你就可以開始看得更清楚了。
一些人雖然也是了不起的小說家，但他們其他文體寫得更好。比如在我心里契訶夫的頂峰是戲劇而不是小說，張愛玲和沈從文寫得最好的是散文。但小說可能是影響力最大的一種文體，它會吸引更多的視線。所以一個作者如果同時寫小說和其他文體的話，可能小說會是流傳最廣的。
我特別想和沈從文聊天，因為我覺得我和他都是從很偏遠的、那種多民族雜居的文化背景里成長起來的。從他的寫作中我能感受到山水和樹木對他來說很重要，對我來說也非常重要。他十幾歲就去當兵，然后去北漂，靠自由撰稿為生。我可能稍微好一點，考上了大學，然后也是去漂，以做報紙為生。雖然我和他有這種時代、性別或者性格的差異，但他能夠讓我看到從邊遠地方來到城市的平民知識分子的人生有多難。
我出生在貴州黔西南州的州府興義市，5歲的時候去了福建泉州，后來回到貴陽上學，17歲考上大學去了廈門。在我工作之前主要是在貴州和福建這兩個省份度過的。我經(jīng)常會覺得自己是在河邊或者樹林邊長大的，這讓我感受到跟漢族完全不同的人對生命的理解。所以我特別能體會沈從文為什么喜歡寫歌謠。不管是苗族、布依族，還是侗族，他們在表達感情，尤其是表達愛情的時候沒有漢人那么拘束，也沒有那么多顧忌。他們都會很自然地運用自己的歌聲和身體去和其他人，或者更廣闊的生命、森林和祖先去溝通。
我后來選擇去廈門讀大學也和小時候在泉州的經(jīng)歷有關。福建的民間信仰很多元，泉州大家都知道是“走三步一個小廟，五步一個大廟”。我讀大學的時候經(jīng)常在學校的球場上看見穿著僧袍的閩南佛學院的和尚在打籃球。一直以來我都是在很豐富的文化環(huán)境里的。有人說我寫的東西看起來是普通人的普通關系，但是不平凡。我就想這個不平凡在哪里，或許在于很多時候這些人物不受所謂禁忌的約束。
2016年夏，去布依古寨聽布依古樂的路上，窗外是喀斯特地貌下的貴州群山。此圖后被用作我的首本小說集《正午時踏進光焰》的封面設計（受訪者提供/圖）
在離職之前我有三五年都在寫虛構的小專欄，用的是筆名“米亞”，那是一個很脆弱也很羞澀的自己，我也怕別人看到寫這樣的文章的我吧。直到我寫第一篇小說《把戲》時用的都還是筆名。但寫下《拱豬》去臺灣參賽時我已經(jīng)署回了本名。我覺得《拱豬》帶給了我一些力量，里面有關于貴州的生活經(jīng)驗，方言特有的那種節(jié)奏讓我找回了自己說話的感覺，我好像突然能夠回去了。
我在十幾歲時就決定要離開家去外面生活，離開我的父母和原有的環(huán)境，去建造屬于自己的生活。走了這么遠，走得這么快，現(xiàn)在突然發(fā)現(xiàn)以前覺得沒有辦法面對的負擔突然能應對了，一點點撿起你來的路上的那些碎片。貴州對我來說是一個熱氣騰騰的平行世界，在這個世界里自從有記憶以來我就叫郭爽，我好像就接納了過去我很想逃離的一部分記憶。
當你像一個陀螺一樣高速旋轉著往前走時其實沒有什么太大的問題，但如果你突然停下來，你會發(fā)現(xiàn)自己沒法完全忘記那些被拋在身后的東西。在突然暫停的情況下你很難講清楚自己是誰，因為有些東西被封存了。你只能去重建一條路，看看自己到底扔掉了什么，為什么要扔掉這些東西，現(xiàn)在有沒有勇氣把它們拼成完整的。這是一個很困難的過程，但在寫作中必須去完成。
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悲觀的樂觀主義者，在真正的死亡到來之前，你都沒有能力說已經(jīng)知道了一切的答案。當然你可以決定自己要過怎樣的生活。寫作對我來說很重要，但是不是一個作家、是一個什么樣的作家卻一點都不重要。如果寫作不能持續(xù)地給我?guī)硪环N行動力，或者讓我的生命更整全的話，我覺得它和其他的事情也沒有什么區(qū)別。
我的那種很復雜的精神來自于多樣的族群和異色的民間文化，這些不是那么容易被歸納為可以清晰講述的故事，我需要一個路徑來把自己一點點地捏起來。在《我愿意學習發(fā)抖》里眼睛先看著外面的世界，再看到身邊的人。《正午時踏進光焰》寫的是父輩的故事，就是因為我想看清楚那些不太想去看的東西，似乎看清了它們就能看到我真正的恐懼是什么，就知道了原來我是這個樣子的。再到《月球》，是把目光落到了自己身上。
但自己真的只是自己嗎？好像也不是一個完全的小我，當你把這些東西都收納到自己身上，知道這么廣大的世界造就了你，而你不再有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