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壩街只在每周三出現。
在其他時候,這里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縣內一片貼著214國道的空地,幾排簇新的房屋和倉庫沉默相對。到了熱鬧的“趕街天”,這塊空地會被密集的遮陽篷占領。周邊的農戶和采購者紛至沓來,有人牽來溫順的奶牛,有人擺出木雕和盆景;糧食蔬果曝曬于高原日光下,沿街的喇叭里此起彼伏地叫賣著水果、草藥和零食。
各色物產植根于山川大地,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節(jié)律中生長出來,匯集到沸騰的街子上。從二月八的螺螄到端午節(jié)的草藥,再到雨季的菌子,四時之景不同,街子也變換出不同的色彩。
“街(音Gai)子”是云南方言對傳統(tǒng)市集的稱呼。這些市集由眾多流動攤販組成,本地農產、牲畜與小吃、日用品混雜。街子通常位于交通要道,輻射臨近的縣城、鄉(xiāng)鎮(zhèn)和村落。趕街的次數基于鄉(xiāng)村的生產節(jié)奏,通常一個月四次或六次。大理人趕街,既是為采買日常所需,又是一種社交和游玩活動。趕街,是鄉(xiāng)村活里的一抹亮色。
2020年,媒體人趙茜離開此前供職的商業(yè)雜志,從北京回到家鄉(xiāng)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喜洲鎮(zhèn),發(fā)起“液態(tài)市集”。這是一個以大理市集為田野,關注傳統(tǒng)市集的現代性和在地文化的研究項目。2024年1月,“液態(tài)市集”主創(chuàng)的系列紀錄片《走,趕Gai去》在視頻網站上線。節(jié)目以團隊三年間對大理街子的田野調查為基礎,展現鮮活而具體的鄉(xiāng)村圖景。
拼貼大理
談起大理,總繞不開鄉(xiāng)野田園、自在悠閑之類的想象。但如果摘除這些標簽,細看被山河切割的版圖,會發(fā)現這里并非鐵板一塊。蒼洱環(huán)抱之間,有白、漢、彝、回等13個世居民族,4249種高等植物,817種陸地野生動物。從最高點雪斑山到怒江江面,大理州的海拔落差超過3500米。
大理內部風貌迥異。西北部的劍川縣和鶴慶縣鑲嵌在橫斷山脈之中,木匠和銀匠游歷四方,遠走藏地。喜洲因商幫而興盛,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富商大賈豪宅連綿,是云南最闊綽的城鎮(zhèn)之一。在南邊,洱海從西洱河流出,流過下關新城的樓宇、橋梁和馬路,匯入瀾滄江。
1984年,大理市成為中國第一批對外國游客開放的城市之一。異國背包客們來到洱海邊,在古城的街道上游蕩、喝咖啡、曬太陽,也帶來了嬉皮士文化。1999年的“十一”假期,中國人有了第一個黃金周,大理自此成為經久不衰的景點。到了21世紀,在“逃離北上廣”的聲音中,大理被塑造成“詩意棲居”的符號。白領、創(chuàng)業(yè)者、酷兒、數字游民……一批又一批的移民到來,將自己想象中的大理附著于山野之間。
2018年,趙茜做了一個關于大理商業(yè)地理的選題。那段時間,她見了一眾從四面八方匯集而來的新移民,聽他們講各種各樣的創(chuàng)業(yè)嘗試——市集、民宿、農場和創(chuàng)新教育……大理變成了一個“奇特的旅游產品孵化器”。她發(fā)現創(chuàng)客們口中那個豐富時髦的大理與自己從小生長的大理毫無關系。“大理是個天然的背景板。不斷涌現的創(chuàng)意生活方式與自然勝景無縫銜接,但與當地的文化又是斷裂的?!?/p>
大理不斷被外來者觀看和言說,不同的想法和生活層疊拼貼,被這片土地吸納。然而不同于閩南、嶺南這樣對本土文化有很強話語權的地域,大理人很少講述自己的民族文化?!八麄兙秃煤眠^日子,懶得去跟你講,有點與世無爭的隱士風度。”趙茜說。
如何書寫一個更在地的大理?這是她在探索的問題。
“街子比菜市場好玩一萬倍”
一開始回到家鄉(xiāng)時,趙茜想寫一本關于喜洲商幫的書。但那時商幫大佬們多已去世,留在國內的后輩們基本已不再從商。在對商幫后代的采訪中,她能得到的只是流水賬一樣的記憶,難以編織成有血有肉的故事。寫書受挫后,她從歷史中抽離,轉向了更日常的大理街子。
相比于花樣繁多的線上和線下商業(yè),街子是最簡單的交換方式。這種古老的商業(yè)模式依然在農村占據一席之地。在大理生活,即便在快遞和外賣發(fā)達的今天,你也無法忽視街子的存在。廣場上、馬路邊、荒廢的空地上,一個個流動攤販支起遮陽篷,就可以即興鋪陳出本地的物產和人情。
作為一個“瘋狂的菜市場迷”,趙茜覺得街子比城里的菜場“還要好玩一萬倍”。街子少了菜市場的整潔和秩序,卻也因此多了自由、隨性和驚喜。場地是臨時的,攤位是臨時的,“買”和“賣”之間的界線也是臨時的。有人才買到東西,逛了一圈后就賣出。有人的“尖貨”很受歡迎,不到一早上就賣空,他們便也加入“趕街”的隊伍,從攤主瞬間變成顧客。
在大理趕街,你有機會見到各種有意思的人。趙茜曾在沙壩街上遇到過一個特立獨行的民間牙醫(yī)。他一身白族服飾,頭戴黃布裹巾,身著紅領褂,搖晃著手鼓與人對唱大本曲。這是一種白族民間的說唱曲藝,常見于節(jié)慶和紅白喜事等場合。牙醫(yī)老伯的心思并沒有完全放在給人鑲牙上,他花了很多時間收集、創(chuàng)作大本曲,還自費印刷了很多本歌詞冊子,方便跟街子上碰到的同好交流。沒有生意時,牙醫(yī)攤子就成了他的舞臺。如果一天下來一個病人也沒有,那就唱一天歌、跳一天舞。
“街子上有太多文藝青年了,他們文藝的方式都很多元?!壁w茜笑談,“大家都愿意坐下來,你拉一個二胡,我彈一個三弦,一邊拉一邊就開始唱了?!?/p>
在沙壩街的另一邊,梁師傅在賣羅漢松和吊金鐘。每個星期他都要拉上一車植物去趕三個街——下關街、沙壩街和大理街(大理街地點在大理古城西郊,時間為每月農歷的初二、初九、十六、二十三)。
作為一個資深的盆景師,他并不諱言自己在商業(yè)上的訴求。他深諳如何花最少的錢買下一株吊金鐘,再把它加工成好看的盆景,賣上一個好價錢。然而相比于每天能賣幾盆花,他更在乎同道中人對自己作品的認可?!拔也幌矚g一開口就問多少錢,你要是走過來說這個很漂亮,很有味道,我就很高興。”在紀錄片里,身形瘦削的梁師傅一面說,一面侍弄花草。
攤主們不僅僅是在賣東西,更在舒展自己的個性。甚至可以說后者才是趕街的真意所在。
從2020年開始,人類學者馬立安在大理待了三年。此前她更為人知的工作是扎根于深圳城中村的“握手302”項目,該項目曾發(fā)起許多探索城市文化和激發(fā)社區(qū)活力的藝術活動。從深圳來到大理,她更深刻地體會到自己的生活“并非一座孤島”,而是與周圍緊密聯系。
隨著規(guī)模擴大,城市的地方性被削弱。在物流系統(tǒng)發(fā)達的北上廣深,你可以吃到泰國的香米、北歐的三文魚、反季節(jié)的智利車厘子,但這些國際化的食材與本地生活并無聯系。在大理,城鎮(zhèn)對附近鄉(xiāng)村物產的依賴性更強?!澳慊旧现莱缘臇|西來自當地的哪個村子,對季節(jié)也會有更具體的感受?!倍肿邮羌竟?jié)和時令靈敏的指針。
馬立安認為街子最吸引她的地方在于人與人之間真實可感的連接。在買和賣之間,新鮮的食物成為聯系攤主和顧客的載體。“在趕街的時候,你會意識到一棵青菜、一塊肉、一塊豆腐都需要經過別人的勞動才能來到你的餐盤里?!辟u家像是一部“活百科”。對于攤前的山珍野菜怎么做才好吃、各類草藥有何功效,他們了如指掌。去趕街,你收獲的不只是瓜果蔬菜,還有本地人的生活智慧。
發(fā)達的數字經濟正在切斷這種日常的連接,這是馬立安所擔憂的。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用線上平臺購物,外賣和快遞送到家門口。整個過程順暢而高效,甚至不需要與任何人接觸。“我們都叫送貨員‘小哥’,但我們并不認識他們。而在街子上,即便你和賣家不是親切的朋友,他們也不是陌生人。”
金姑、公路與城市
奶奶們是大理街子上不容忽視的主角。她們精打細算,買任何東西都要貨比三家、討價還價。五谷雜糧、瓜果野菜、銀手鐲、繡花鞋、扎染布……攤位上五顏六色的貨品展開來就是她們豐富的生活世界。白族女性一生辛勞,耕作、打漁、蓋房、洗衣縫補、養(yǎng)育后輩……繁重的家務在她們的臉上留下刻痕。
每年的“接金姑”儀式是奶奶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相傳金姑是唐初白子國大首領張樂進求的三女兒,因不滿父親的包辦婚姻,從喜洲出逃。沿途遇到蟒蛇襲擊,被獵人細奴邏搭救,兩人在巍山結為連理。每年農歷二月初八到十七,奶奶們組團出游,從喜洲一路向南,到達巍山縣西邊大寺,把遠嫁的金姑接回娘家。為了這趟旅行,她們很早就穿梭在各個街子上,購買紙衣紙馬、香燭貢品、盛裝首飾,準備各種物事。
“接金姑”的旅程延續(xù)了幾百年。十天不到的出游像是短暫的喘息,將奶奶們從操勞中解放出來。相比于高高在上的神明,金姑更像是她們的姐妹。她們向金姑娘娘傾吐心事,精心為她挑選衣物和飾品。每個奶奶都能講出不同版本的金姑故事,三公主的叛逆、獨立和堅韌,也寄托著她們的祈愿。
以前的人們徒步“接金姑”,要足足走一百來公里;現在有了公路和汽車,旅途多了舒適和悠閑。在《走,趕Gai去》的鏡頭里,奶奶們把大包小包塞進大巴的行李倉。車子駛過新生的田野、未化的雪山,她們在車上舉著話筒唱起白族調。山路鋪了柏油,乘車取代徒步,但金姑所聯系的情誼似乎從未改變。
承載著太多鄉(xiāng)野想象的大理也逃不開城鎮(zhèn)化的浪潮,而這也為本地人帶來了機會。
紀錄片里的另一位主角劍川人老何靠做木工起家。劍川自古因木匠而聞名,有俗語道:“麗江粑粑鶴慶酒,劍川木匠到處有。”老何已年逾七十,年輕時遭遇動蕩波折,上世紀70年代因家境貧窮而做木工糊口。他自嘆其時木匠斷代,沒有遇上好的師傅,但也幸運地趕上了大興土木的年代。改革開放后,老何進入本地一家做木雕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之后遇上城市開發(fā)大潮,他自學工程知識,毛遂自薦,拿下多個仿古建筑承建項目。老何從傳統(tǒng)木匠躍入更精確的現代工程體系,耕耘多年,將公司業(yè)務拓展至東南亞。
然而另一方面,當鄉(xiāng)村遭遇城市治理的邏輯,街子變得更有序,卻也更馴良和單調,有的甚至萎縮、消失。聊起那些還沒來得及拍攝就變了模樣的街子,趙茜的言語中透出惋惜。
巍山縣盛產牛,自然也有賣牛的街子。每年春節(jié)的市集上,放眼望去全是牛,有的牛甚至被趕到干枯的河床里。牛兒太多,人們走路都會貼上牛肚皮。然而等紀錄片團隊準備去拍攝牛街時,這里已搖身變成了智慧化交易中心。土路變成了水泥,每一個欄口都加上了鐵圍欄。“街子的風味沒有了?!壁w茜說,“牛是很膽小的動物,很容易會崴到腳摔倒。欄桿一弄,水泥地一鋪,看起來是氣派,然而這里的主角牛卻更容易受傷?!?/p>
馬立安回憶起1998年她第一次來大理趕街時的情景。那時大理市是中國少數幾個對外國人開放旅游的城市之一。洱海邊上沒有碼頭,更沒有民宿和餐廳。街子在湖岸邊延伸開,從肉菜食材到大理石和木制品,玲瑯滿目。即便在中心城區(qū),走兩步也能遇到街子。
對于大理新移民來說,趕街是一種新奇的體驗,是了解本地的窗口,而非必須。對于經濟條件有限的人來說,比超市和網購要便宜的街子依然是他們獲取食物和日用百貨的途徑。然而在線上和線下的選擇變得繁多的當下,街子確實已經離開了很多人的生活。
城鎮(zhèn)繁榮而農業(yè)式微,這似乎是難以阻擋的趨勢?!叭绻粋€地方還有街子存在,那肯定是因為這里與農業(yè)生活還有著具體的連接。當這種連接斷裂后,街子也就不會再有了?!瘪R立安說。
尋找一棵松樹、一座魁閣
拍攝當天,盆景師梁師傅要帶紀錄片攝制組去尋訪大理最正宗的羅漢松。他要找的松樹位于云南省大理第一中學(以下簡稱“大理一中”)內。學校坐落在熙熙攘攘的人民路上,鬧中取靜,一方照壁隔開喧囂。校園本不對外開放,但門衛(wèi)聽說這一行人要來看羅漢松,高興地開門邀請。
大理一中的天井里一共栽培了五棵羅漢松。梁師傅最喜愛的那棵已有將近170年樹齡。松樹矗立在角落里,樹干用圍欄和鋼筋支撐,依然生生不息,新綠疊著舊綠。用手撫摸葉片,會激起一層輕霧。這棵樹也是大理羅漢松的重要種源之一,人們從這棵母樹上剪取枝條,扦插、培育,蟠扎成各式盆景。老樹以這樣特殊的方式開枝散葉,繁衍生息。
三十多年前,梁師傅因一棵老樹樁而與盆景結緣,后來趕上羅漢松身價暴漲的熱潮。梁師傅有著許多云南人的共性,一開始養(yǎng)花弄草是奔著錢去的,最后大部分都沒賺到錢,他卻成了真花迷。人的雕琢加上時間的造化,一株樹苗長成好看的盆景需要三五年。而一個盆景師的一生不過幾十年。對于一棵參天的羅漢松來說,這些時間都太過短暫。
在劍川,老何花了六年籌備一件大事。他一生為別人建房造園,到了晚年終于在家鄉(xiāng)為自己建了枕石山房。在方圓一畝多的土地上,亭臺樓閣,花木掩映。建筑用的都是劍川傳統(tǒng)建筑的榫卯結構,園內的松石梅竹則是老何從各個街子上精挑細選而來。園子建在一塊高地上,從茶室望出去,村落與稻田相連,山巒連綿,盡收眼底。
功成名就的老何花大力氣修枕石山房,是為了把自己的一生所學留存下來,以供后人品鑒。這也是許多劍川儒匠的一生所求。調研之后趙茜發(fā)現,雖然劍川是典型的白族聚居地,但影響劍川木匠最大的文化其實是儒學。“那些厲害的木匠,即便操著非常地道的白語,最想過的卻是漢族文人的生活?!?/p>
一次采訪中,趙茜跟著老何去了劍川縣沙溪鎮(zhèn)大長樂村,去看村子里的魁星閣。這是老何最佩服的劍川木匠楊永泰的作品。老何與楊永泰相隔幾代人,中間隔著幾十年的天翻地覆。他拜師學藝時,培育劍川傳統(tǒng)木匠的鄉(xiāng)村土壤已經開始變化。厲害的木匠師傅斷代,老何就遍訪楊永泰的足跡,自己測繪沙溪的古建筑,自學古建的結構構造,以這種方式接近劍川木匠最高級的手藝。
魁星閣屹立于村子中心,閣前掛一牌匾,上書“文光射斗”。六角塔頂在一片平房中格外出眾。飛檐翹角,像群鳥振翅于藍天下。建筑已關閉多年,屋檐上荒草搖曳。光影流轉,夕陽灑在老何身上,落在褪色的彩繪上,也把雕花欄桿的影子映在地上。
那一刻,老何與自己無緣遇見的師傅隔著時間的長河握了握手。